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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辞条 科教 →张竞生

   

张竞生,字公室,广东省饶平县浮滨镇大榕铺乡人,1888年诞生于浮滨镇一个清山怀抱、绿水横流的大榕铺村。祖父张向若旅居马来西亚,后转居越南,当过华人过洋客头。父亲张致和继承祖业,侨居越南当客头和经商,生母长住家乡大榕铺。
  张竞生小时在本县霞绕、宫下、琴峰等私塾读书,天性聪敏,学业优异。1904年考入抗日民族英雄丘逢甲主办的汕头同文学校,初受爱国精神启迪。1907年考进清廷设于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,因闹学潮,带头剪辫子,被开除学籍。由革命党人赵声介绍往新加坡谒见孙中山,接受民主革命思想,于1910年回国进行革命活动。
  为赴京参加京津保同盟会,要以学生身份为掩护,乃按其父之意,与一15岁女孩举行婚礼后即赴上海进震旦学校。半年后进北京法文高等学校,再考入京师大学,以学生身份从事京津保同盟会反青活动。时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执,张竞生参与营救,遂与汪精卫、陈璧君夫妇结成莫逆之交。辛亥革命后,被孙中山委任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秘书。因政局变化,于1912年同杨杏佛、宋子文等首批官费赴法留学。1915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,取得文科学士学位。旋转里昂大学,并曾赴英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和瑞士等国家进修。1919年4月8日,以《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》为答辩题目,获哲学博士学位,成为潮汕第一个博士。
  1920年春,学成回国,由广东省财政厅长邹鲁举荐,聘为金山中学校长。因向广东省长陈炯明上书倡议"节育优生",触怒了有几个老婆、10多个孩子的陈炯明,被改任代理校长。莅任后,大刀阔斧改革旧制,清理校产,任用留日进步青年李春涛(柯柏年)当教务长。因触犯了地方豪势,未及1年,被迫辞职。
  1921年10月,他受蔡元培聘请,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,并任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。任教之余,开设讲座,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,深受学生欢迎,同时被北京《晨报》副刊聘请美国著名学者格山夫人来北大做关于《为什么要节育》的报告,报告全文刊于《晨报》副刊。他在北大任教5年,著作颇丰,一些作品曾轰动一时。后因著作《性史》,为封建传统观念所不容。时张竞生发出性史征文启事,收到稿件300余篇,这是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和性禁锢、性盲发起的一场勇敢挑战,但却招来声誉扫地。一些无赖假冒张竞生之名,滥制污秽、淫荡的所谓性史文章,由某些大人物支持,把祸水倒在他头上。他向国民政府当局上书,要求澄清事实,却石沉大海。
  1926年,张竞生离任赴沪,任开明书店总编辑,开办"美的书店",出版"美的丛书"。但率遭查抄罚款,不久被英租界警方封闭。在此期间,1924年与他情投意合已结了婚的褚松雪女士,因经不起社会重压而与他分手。1927~1928年间译性心理学创始人蔼理斯所著的《性心理丛书》一套共6卷。1927年任上海开明书店总编,尔后开办“美的书店”,出版《美的丛书》,但横遭查抄罚款及封闭。1929年初到杭州讲学,被浙江当局诬以"性宣传"罪名拘留并驱逐出境。后由同学陈铭枢赞助于1929年再度赴欧洲研究社会学及美学,并从事译著,把卢梭《忏悔录》一书翻译介绍到中国,影响很大。
   1933年应邀回国,被广东省邀任为广东实业督办,主编《广东经济建设》月刊,兼广州《群声报》编辑。同年,与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生黄冠南结婚。次年回饶平,因此时国家内忧外患交困,他毅然回乡,发动群众,兴办实业,筑饶钱公路,兴建4个苗圃,引进良种,造林种果。并主持启新学校教学改革。因触犯权势者利益,竟被通缉,遂出走香港。1935年复到广州任广东省参议员和广州经济委员。1937年,与日寇暗中勾结的汪精卫为网置党羽,屡次函电邀他北上议事,均遭拒绝,依然携挈妻儿回饶平县。1938年出任饶平民众抗日统率委员会副主任,积极宣传抗日救国。在家乡创办维新学校。1941年,又在浮山创办饶平县农业职业学校,办了7年,培养了一批具有中等专业知识的人才。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张竞生曾寄一小银锄给蒋介石,讽谏须让农民休养生息,并赴南京游说,谋求和平建国。1947年拟组建"中华农民党",北游沪宁,东渡台湾,未成,悲愤而归。遂送农校师生20多人及长子黄嘉到台湾屏东糖厂工作。旋又渡海访问越南、柬埔寨、泰国,鼓励华侨团结自助,兴学育才,并募资回国救灾。1948年鼓励侄辈上山打游击,冒险救护被追捕和受伤的中共底下游击队员;粮秣支援游击队,置身家生命安危于度外,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张竞生被选为饶平县前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、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。1951年调广州南方大学学习,接受马列主义教育。结业后分配到广东省农林厅任技正。1953年起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。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自愿申请回饶平,潜心研究哲学系统的理论,并写出一批有价值的文稿。1970年6月18日,他在饶平县樟溪厂埔村患脑溢血病逝世。
  他的主要著作有:《美的人生观》、《美的社会组织法》、《伟大怪恶的艺术》、《与省府商榷整理省营工厂之方法》、《农村复兴实验》、《十年情场》、《浮生漫谈》等;主要译著有:《忏悔录》、《梦与放逐》、《歌德自传》等;哲学著作有:《系统与期待的异同》、《记意与意识》、《普通的逻辑》;还发表了《南北议和见闻录》、《丁未潮州黄冈革命》、《文化史》、《前后杀狼记》、《山的面面观》、《新食经》、《新饶平》等作品。
  张竞生的次子张超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、饶平县政协副主席。


 

 

 

 

 
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登山人摄于2007年10月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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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竞生:在“主流”与下流的夹击中风流      
 

    张竞生(1888~1970),原名公室,广东饶平人,因受达尔文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思想影响,自己改名张竞生。1912年,作为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国留学,就读巴黎大学,获文学学士学位,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1920年上书广东省省长陈炯明,提倡避孕节育,被斥为“神经病”。1921年~1926年,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北大哲学教授。1926年公开出版《性史第一集》,遭报纸杂志声讨。1927年~1928年在上海开办“美的书店”。其时,书商大肆翻印《性史第一集》,同时以张竞生的名义抛出各种《性史》续集,内容淫秽不堪,张因之名声扫地,成为众矢之敌。1928年~1933年再度赴法,翻译并出版《忏悔录》、《歌德自传》等著作。1933年~1937年,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。1950年入广州南方大学学习,后分配于农业厅。1953年调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。1960年自愿回故乡饶平。“文革”置始遭红卫兵批判,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。

1931年2月《性史》风波后迫于压力及北大改革停止张竞生再次失业

创办“美的书店”张竞生将编辑、出版、销售集于一身 插图/龚滔 来源:法制晚报

张竞生:一枝不合时令的桃花

    广州过年必有这么一景:家家户户摆桃花。这桃花是当彩头、作观赏用的,所以要不顾一切地开放,哪怕刮风下雨,天寒地冻;而末了,还要默默接受被无情抛弃的待遇。尽管“只开花、不结果”既非它的过错,更非它的选择。

  有些人的出现和消失,注定就像这应节的桃花一样,虽然鲜美,也曾烂漫,但终归让人感伤。

    1957年3月中一个春风荡漾的上午,69岁的张竞生在广州火车站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情人,一位年近四十、曾为上海滩红舞女的汪女士。然而,这段爱情冒险经历大半年后又一次无疾而终。如同其历次“试验婚姻”那样,它固然带来奋不顾身的短暂欢快,但更多的,却是猝不及防的悲哀。

  也许有人认为,这毕竟可算“艳福”,并有张一生与无数女人或缠绵悱恻或纠缠不清的“浪漫”故事为证。但也许只有张竞生自己知道,一场“将爱情进行到底”的持久而惨烈的战斗,至此已宣告彻底溃败。

  两年后,张竞生离开广州,告别了这个他人生旅途中停留最久(前后16年)的驿站,回到老家,从此逐渐远离他爱之入骨的生活。

繁华已谢,残红亦消,到了葬花的季节。

    “中国第一性学家”,“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”,“中国浪漫主义开山祖师”,“中国旧婚姻制度头号杀手”……这些墓志铭式的封号,在张竞生死后30余年的今天,顶多是一种-精神补偿。在张的生前,对他的攻击、诬蔑、歪曲和迫害,简直就像百年一遇的洪水。其实,他的全部功劳或曰“罪过”,只是为了把一种迥异于传统的“美的人生”热切推荐给国人,并采取了激烈的姿态而已。而这便使他不顾“源远流长”,无视“礼义廉耻”,向所有习惯势力宣战并同时与之结仇。当其时,他根本就没有想到,他的那些言论和著述(如“爱情四定则”、《美的人生观》、《性史》、“试婚制”、“性交自由”等),会像一颗颗重磅炸弹,把整个社会炸得惊慌失措,也把自己炸得体无完肤——暴得“卖春博士”、“淫虫”、“文妖”之大名。他更不会想到,他的所谓“淫书”和“罗曼史”,会是一场文化革命同时也是生活革命的前奏(这就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所惊呼的“中国性革命”,而这场革命迄今尚未完全展开)。

    从张竞生给“美的人生”所下的定义和描述中,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:生活的好坏不在数量,而在质量(正如人口);生命的价值首先是“开花”,然后才是“结果”;性爱的真谛也即是生命的真谛--让生活成为人类在自然中一场永不谢幕的自由狂欢。而一种文化如果不实现这一点,就必然是残疾的、陈腐的,终归要被埋葬。

    的确,相比那些对“美的人生”连自觉“萌芽”都没有的人来说,张竞生的前半生,就像一枝初春的桃花那样,开得如此肆元忌惮,以至于对所有灰暗的人生都构成了一种挑衅和伤害。这个以“中国卢梭”自命的风流才子,实在太超前,太“脱离实际”了。他不知道,在一个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,究竟意味着什么——你不仅将与“成功”绝缘(不“结果”),而且会像一个“叛徒”那样“不得好死”,比一个英雄的眼睛还要孤单。

  纵观张竞生的一生,你会看到,他始终把自己当做一种人生理想的“实验品”,尽管在主流意识和下流意识的双重夹击之下,举步维艰,迭遭挫折,甚至不乏“反思”和“悔过”的时候,但终究还是以“牺牲品”的方式,完成了对这种人生理想的献祭。

    这里,我们觉得该提及一下他和广州的缘分,或者说,一个“浪漫主义者”与一个“现实主义的城市”之间的奇异缘分。

    1909年,20岁的张竞生考入黄埔陆军小学,未几便因思想激进而遭校方开除,遂赴新加坡而结识孙中山。广州于是成了他投奔光明的出发地。1933年,张从巴黎回国,受陆小同学、“南天王”陈济棠之邀,出任有名无实的“实业督办”,后改任参议、广州经济委员等闲职至1937年。这时的广州,更类似他人生的中转站。从此他将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向“民生”领域,尤其是农业问题,但收效甚微。1950年春,为避免可能被挟持至台湾而又不愿去香港的情况下,张“逃”到广州,此后一住就是十年。期间,前三年在南方大学“洗心革面”,后七年在广东文史研究馆供职。这段时期,张得到了休养生息,除妻子在老家乡下自杀,及开头所述的那段“爱情传奇”之外,基本没有什么波折,还写作了半自传式的随笔集《浮生漫谈》和《十年情场》。可以说,广州以其惯有的宽容和平易,使一个长期被置于漩涡中的人,晚年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。

    在广州的日子里,张竞生每天都要到越秀山、北秀湖散步,并常常带着五六个孩子。当这些孩子集体拉野屎时,他觉得“最有趣味”,而有时“也蹲下去照样做”。他对广州的好处,如有山有水,有美食、有花市、有活力,是十分欣赏的,认为符合其主张的“美的生活”;而对它的弊处,则不置一词(可能是认为所有城市都有这些毛病吧)。当他“出于体谅国家暂时经济困难”而在1960年申请回乡并终于离开广州时,我们真不知道,这到底是他的无奈,还是这座城市的遗憾。 (刘琛)

人物词典

  心慕“梅花”,命犯“桃花”;本为哲学博士,得到“性学博士”的滑稽绰号,却不以为耻;不做英雄,甘当“小丑”。

梅花·桃花

    张竞生是个很“花心”的男人,对所有花都喜欢,尤其喜欢梅花。他说梅花雅洁,“可远观而不可近亵。”然而无论什么花,其实都是植物的性器。爱花与“好色”,看来大有关系。关键是,人类在这两者之间发现了美。在这个意义上,所有艺术家,或具备艺术气质并热爱生活的人,都是比较“花心”,热衷于发现美、宣扬美、创造美的。而他们的生活,也就或多或少会与花类似。

  显然,张竞生不仅是这支庞大的“美的队伍”中的一名“上士”,而且也总是让人将其一生与“桃花”所象征和暗示的种种连在一起,如“情色”、“浪漫”、“风流”、“艳遇”等等。当然,也包括“桃花劫”。从1912年首次赴法留学开始,张竞生的“桃花运”似乎就再也没有断过,然其结果,却有霄壤之别,在国外是春色占尽,在国内则“落红满地”。对此,有人会觉得这是“酒色之徒”(张亦好酒)应得的报应;但我更倾向于认为,“桃花”无罪,只是开错了地方。“浪漫主义”本就是法国的特产,将它从里到外“引进”当时的中国,且奋不顾身将自己当成实验品,不成为靶子才怪。尽管张一直强调“美的人生”是肉感、情感、灵感的合一与和谐,但正如鲁迅所说:“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,大约当在25世纪。”

牛·狗·豹

  张竞生属牛,也确实有牛的“性格”。当他“顶撞”吃人的礼教、害人的习俗、误人的学问时,那份勇敢,那种天真无畏,便真像一头野牛,奋不顾身地用角刺向“我们父母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东西,许多旧的死了的观念和所有旧的死的信仰,以及诸如此类的死东西”。

    而当他被天生的“责任感”所驱使,恋恋不舍地第二次离开巴黎、回到累他不浅的情妇和儿子身边时,便
有点近似“奶牛”了(事实上,不管交情深浅,他对女人都怀有一种“报答”之心)。还有,他对“田园”的终生迷恋,对农业的耿耿于怀,对郊游、素食、裸睡、裸泳的鼓吹,也都无不抖露出其黄牛的“尾巴”。

  1970年6月18日早晨,张竞生在饶平厂埔村一间牛棚边的草屋内抱书而逝。同一时刻,毗邻的英粉乡,一头野公牛被几位农民射杀。农民们清楚地看到,公牛中弹倒下时,身上升起一股袅袅青烟。1970年是狗年。那年月(其实何止那年月),“牛”活得比“狗”难过,丝毫也不足为奇。

    如果我们还想对张的遭遇加以形容,那么,“豹”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从被聘为北大哲学教授,到出版《性史》,再到上海开“美的书店”,张竞生就像一头“少不经事”的幼豹,一不小心就落人世俗和时代的陷阱。可悲的是,到老,他还被视为危险的猛兽,必要赶尽杀绝,至死也没能逃脱俗世的罗网。

博士·小丑·儿童

  “博士”一词,在中国很少被当作日常的尊称使用,而张竞生获得的最高“头衔”,恰恰便是博士——先是哲学博士,后是性学博士。哲学博士是货真价实的,性学博士则是绰号。对此,张竞生皆不以为然。他这样评价自己的“大学”生涯(不管是作为学生还是学者,不管是在法国还是中国):“我所学得的是什么?毫无所有。”与其说他是个学有专长的“博士”,不如说他是个生活理想的斗士。要说他有什么真正的学识,那也是巴黎的浪漫生活和那些“洋妞”教给他的,此外,就是卢梭。只要仔细观察他的思想言行,你就会同意这一点。

    “一种米养百样人,我不反对别人搞肮脏的政治,当成仁的战士,做宗教的使者。……总需要一名小丑吧?让我来染红鼻子。”可以说,“小丑”,才是张竞生给自己派定的人生角色,他也算尽责尽力了,我们还要怎么苛求他呢? 

    这令我想起他的“幼稚”来。张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那些事情,不是很像一个喜欢“拉野屎”的儿童吗?他的确是“思元邪”的(这点与贾宝玉类似),但别人总将他往“邪处”想,还唯恐天下达不成共识。还是看张自己怎么说吧:“佛家有,‘色色空空,空空色色’之说,就是把色等于空。照情感派说,‘色色情情,情情色色’,就是把情付诸色,即是说无情就无色,情生时然后色才起。我就是有点近似这样的人。”

农民党·小银锄

    人由“性情”而知张竞生,却鲜知他还是一个“老农”。他对农业的痴情和研究,说不定连一般农学家也比不上。1933年,张在广州搞“实业”,一开口就是如何“开发山地”,还试图将从化的温泉拉来广州作矿泉水卖。晚年,他说自己,“曾尽许多力量想将龙眼、荔枝变成无核的,像无核葡萄一样。”

    1946年秋天,张竞生北上沪宁,想和几个当初志同道合的故友一起创建“中华农民党”,不料故友们早已对农民失去兴趣,只一味劝他当“政府大员”。失望而归的张竞生回到饶平,专门打制了四支小银锄,用木盒装好,分别寄给蒋介石、周恩来和张继。银锄的正面刻“休养生息”四个字,背面则刻打油诗一首:“手执银锄,一二点钟;提神健身,资生无穷。”个中含意,不言自明。

    念念不忘“资生无穷”的张竞生还在1953年春,花了两个不眠之夜,写下一万三千字的“我的几点意见”,上书毛泽东。其中以不少篇幅提到,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,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。而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。  (刘琛)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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